國際儲備體系的缺失

每年，世界各國都會保留一筆儲備資金做為因應各種偶發事故（例如外國債權人對該國的觀感急轉直下，或是出口商品價格突然崩盤）的保險措施。貧窮國家被迫保留金額可觀的儲備金，其形式為低利率的美國政府公債（有時候是歐元債券）。這些投資的報酬遠低於將這筆錢運用於教育、健康、基礎設施或工廠這些需求孔急的投資。

美國因開發中國家提供的低利貸款而獲益，這又是一例；但是，美國的利益卻是犧牲貧窮國家而來。儲備金的金額相當高，全球儲備金總額現在已超過兩兆美元，而且其中一大部分是開發中國家的儲備金。

在美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的施壓下，開發中國家解除了對外舉債的限制，美國的獲益也隨之擴大，但是美國的獲益方式可能會抑制貧窮國家的成長。試想，若某窮國的某公司向美國一家銀行借貸一億美元的短期貸款；該國明白美國銀行可以隨時要求該公司償還負債，拒絕展期（通常這家美國銀行不會坐視該公司倒債，而是向該國政府施壓，要求若干補救措施）。

金融市場會查看，該國是否保留足夠的美元儲備金，以償還政府與企業的短期美元債務。儲備金不足時，金融市場很可能會出現恐慌。各國政府深知這點而採用審慎標準，當民間企業借貸更多美元，政府也會增加儲備金。

同理，在上述例子中，政府就必須提撥一億美元的儲備金。整體來看，就淨資金而言，該國其實一無所獲。該國可能必須支付1800萬美元的利息給美國，但是從儲備金回收的利息可能卻不到二百萬美元。這種情況或許對美國的經濟成長有所助益，或許對美國的財政狀況也有所助益，但它必定對開發中國家有害。

此外，這些國際約定隱含通貸緊縮傾向，壓制全球所得水準。儲備金必須與進口和外債同步成長，並隨風險增加而調高金額，每年提撥金額都介於1000～2000億美元之間。這些儲備金都是無法支出的所得。

此外，這個體系有其固有的不穩定性：國際貨幣基金（以及其他組織）不斷警告世界各國留意貿易逆差。但是，全球貿易逆差總額必定等於貿易順差總額；如果某國的進口總值大於出口總值，必定有某一國的出口總值大於進口總值。如果少數國家（例如日本與中國大陸）堅持貿易順差，那麼世界上其他國家必定會出現貿易逆差。如果若干國家減少貿易逆差（例如1997年金融危機後的南韓），減少的貿易逆差必定會反映在全球體系裡的某個地方。

貿易逆差就像燙手山芋。當一國出現巨額貿易逆差，它就面臨危機。就這方面而言，貿易順差國及負債國對貿易逆差都有責任。

這個體系得以運作的唯一一項因素就是，美國這個全球最富裕的國家已經成為「貿易逆差的最後棲身處」。其他國家努力消除貿易逆差時，日本與中國大陸持續出現巨額貿易順差時，美國卻願意而且有能力承受巨額貿易逆差，以保持全球貿易方程式的平衡。這是最大的諷刺。

金融體系讓美國年復一年寅吃卯糧，可是美國財政部卻年復一年教導其他國家，為什麼它們不能入不敷出。而美國從現行體系得到的好處當然遠超過美國援外的總值。這是多麼奇怪的世界，事實上是窮國在援助最富有的國家，同時這個富國正好是全球最吝於提供援助的國家之一；以國家總收入的百分比而言，美國的援助遠遠比不上歐洲與日本。

由於全球儲備金體系中的這些缺陷，由於徵兆顯示，某個環節很不對勁，由於全球金融體系漸漸成形，很顯然地，我們需要進行若干重大變革：只是修補邊邊角角是不夠的。

令人遺憾的是我們並未看到根本的改革。確實，我們幾乎沒有討論到任何根本問題（包括全球儲備金體系，或是民間市場控管風險不當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我們對於直接擺在眼前的問題幾乎未採取任何行動。資本市場自由化顯然是眾多國家問題的直接成因，然而，不令人意外的是，探討這個問題已成為禁忌。